笔趣阁

第49章（第1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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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

中国艺术数千年来具有独特的风格，虽然中间也曾受到印度和西域的外来影响，但这些外来因素很快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之中。中国艺术的基本源泉，一方面来自民间，一方面是士人的创作。通常，读书人“雅的艺术”起初对民间俗的艺术会有所排斥，但后来终于吸收了民间艺术天然稚拙之美而丰富起来，增加了活泼生气。不论诗歌、小说、戏曲、音乐、绘画，都是这样。西方传统艺术中民间的因素远比中国为少，主要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趣味。

中国艺术又讲究融会贯通，流注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。所以王维说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而大多数画家书画并擅。中国艺术固重功力，更求意境，徒有技巧而无深意，即落“匠气”。

中国画和传统西洋画的主要分别，还不在透视、描绘笔法、构图等等的技巧，而在于对绘画的基本构想。传统西洋画求逼真的形似，绘画本身是目的，画一幅画或者是为王公贵女保存肖像，或者应教堂的需要以引起人们的宗教情绪，又或是描绘战役的详情，以供国王和将军的陶醉。画中或偶有民情风俗，往往也是为了替封建领主显示属下子民的生活。中国画却是手段，目的在抒写画家本人的感情、思想和美学上的意境。中国大画家笔下的山水不必似真山真水，却要抒写画家的胸襟情怀。皇帝内廷供奉的画家应命而作，图画便成为目的，旨在迎合皇帝的癖好，除非皇帝的胸襟甚宽，鉴赏力甚高，而画家的技巧又极高明，否则不可能有佳作产生，正如承旨奉和之诗，希觏名篇。作品格调高低之别，往往即在于此。

东西文化互相接触之后，西洋画从日本画里间接得到中国画家的基本意念，放弃了“求形似”，转而创造自己的风格。这在艺术创作上本来是正路，但他们大都趋向于形式的研究，只注意构图和色调的创作，极少企图抒发高雅情操、自然天趣。中国画却渐渐走上了西洋画家所早已摒弃了的旧路，不再注重意境感情，而求实际效果。

这种趋向，主要是社会压力。近百年来，中华民族时时刻刻在生死存亡中挣扎奋斗，“为国家民族服务”、“为军事政治服务”，成为最迫切的需要。社会不同情艺术家表现个人的闲情逸致，要求人人为民族的生存尽力。所以，在文学上，“文以载道”成为主流；在美术上，“社会效果”成为主流。为政治服务成为艺术的主要目的，艺术就成了宣传工具。当然，就整体的社会效果而言，这种绘画是有重大贡献的；在形式技巧上，宣传画也可以十分精彩。

就表现方式而论，近代中国画毕竟还保存了固有传统。尽管国画中混入了西洋画法，基本上终究是国画，洋为中用，中国画并没有变成西洋画。中国的新诗、小说、音乐（民歌除外）、话剧，却连形式也完全西洋化了，所以中国老百姓颇难接受，只有洋化的知识分子才喜欢。中国的传统戏曲也能保持原状。江青所提倡的钢琴伴奏“样板戏”和“革命芭蕾舞”不受欢迎。中国戏曲和中国画，目前是我国传统艺术的两大支柱。但中国戏曲并无多大进步，只不过作了一些枝枝节节的修改。今日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方式，却已非明人、清人之所及，更非唐人、宋人之所及。说我国近百年来主要的传统艺术成就是在绘画，此言当不为过。

这次全世界中国绘画的大师们群集香港，实是难得的盛事。他们属于不同流派，各有各的独特风格，但有两点是共通的：第一，他们都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；第二，他们在自由创作之中发挥了个人风格。无中国传统即非中国艺术；无创造、无个人风格则不足以成大师。

个人风格和社会意义并不互相矛盾而排斥，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全人类的、民族的宝贵资产。从长期观点来看，“自由创作”始终是增加世界文化资产的必要条件。

一九八六年四月

也谈对联

百剑堂主在《吟诗作对之类》一文中提到了杭州的两副对联，因为我是杭州人，他问我在杭州的无数对联之中，对哪几联印象最深。我首先想到的，是月下老人祠那一联：“愿天下有情人，都成为眷属；是前生注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”这联的上联原出《续西厢》，金圣叹批《续西厢》从头骂到底，只对最后这两句赞赏备至。我想这一联人人看了都会高兴，文辞亦佳（月下老人祠有签词九十九条，全部引自经书诗文，雅俗与此间黄大仙签词不可同日而语）。还有阮元为杭州贡院所撰的那一联：“下笔千言，正槐子黄时，桂花香里；出门一笑，看西湖月满，东浙潮来。”这联我是在小时候记得的，以后每次学校大考或升学考试，紧张一番而缴卷出场时，心头轻松之余总会想到它。

百剑堂主所提到岳坟前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；白铁无辜铸佞臣”那一联，出自一个姓徐的女子手笔（陆放翁有“青山是处可埋骨；白发向人羞折腰”联，亦颇见风骨）。抗战时我在重庆念书，那时国民党政府时时有向日本求和之想，有些御用教授们就经常宣传“岳飞不懂政治、秦桧能顾大局”的思想。有一次陶希圣（他奉敌伪之命来重庆活动）到学校里演讲，语气间又宣传这套理论，我们一些同学们听得很气愤，在他第二次演讲之前：先在黑板上写了“青山白铁”这副对联，他见了心里有数。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。

旧时家中有一小轩，是祖父与客人奕棋处，轩里挂了一副对联：“人心无算处；国手有输时。”当时不懂当中妙处，现在想来，这里面实在颇有哲理。

百剑堂主曾撰一联：“偏多热血偏多骨；不悔情真不侮痴。”我见了很喜欢，他用宣纸给我写好，请荷里活道某店裱起，挂在斗室之中，不觉雅气骤增。

我写《书剑恩仇录》、《碧血剑》，回目全不考究，信手挥写，不去调叶平厌，所以称不上对联，只是一个题目而已。梁羽生兄甚称赏我“盈盈红烛三生约，霍霍青霜万里行”两句（上句写徐天宏与周绮婚事，下旬写李沅芷仗剑追赶余鱼同），但比之百剑堂主的每回皆工，那是颇为不及了。

前几天《大公园》中登载文怀沙先生一篇《韩愈与贾岛》的文章，认为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两句中，“敲”字确比“推”字好，因为这有“鸟鸣山更幽”的意境。“鸟鸣山更幽”本来是宋王籍的诗。《梦溪笔谈》中说：古人诗有“风定花犹落”一句，素来认为无人能对，王安石用“鸟鸣山更幽”来对。王籍原联是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”，两句意思一样，王安石这一联集对却是上句静中有动，下句动中有静，比原句更工。旧诗律诗中必有对偶，所以好对不胜枚举。古人因对成妙对而发达做官的事，笔记小说中也记载得很多。如宋时宰相词人晏元献有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一句，数年不能得到好对，一天晚上与一个小官王琪一起散步，谈起这事，王应声道：“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晏大为赏识，从此王琪做官就一帆风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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