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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王安忆的同龄人,我有与她相同的自豪。在文革全国武斗期间,在下乡劳动的艰苦日子中,我们精神上的追求不但没有停止,反而非常强烈。我记得,当时为了借阅一本托尔斯泰的小说,可以走三四十里的山路。为了反复阅读一些经典著作,我把《西方名著提要》和《分析的时代》几乎整本抄写下来。尽管如此,我仍然相信,在文革中,在整个改革开放以前,和现在相比,全民族或者年轻的一代人中,文学欣赏水平和文化教养,现在比过去要高得多。说到底,促使王安忆发出感慨的强烈对比是;以前在几乎没有条件,甚至危险的情况下,还有极少数人顽强地追求,而现在条件大大改善了,文学名著几乎应有尽有,伸手可及,但许许多多的人却无所追求。但我认为,从总体上说,并不是今不如昔,条件的巨大差别无论如何不可回避和忽视。如果说,现在许多人沉溺享乐是人性和环境的自然产物,那么有不少人能欣赏文学名著也是自然的。
如果承认,从某种角度看,在社会转型期确实有精神文化水平低落的问题,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张,为了拯救某些人的审美情趣,我们需要放慢经济建设的速度,减缓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呢?我认为绝对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,从本质上说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,是一个从前现代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的过程,这个过程的根本特点,是人与人的关系从身份制变为契约制,人们有更多的自由,为自己的前途进行设计和选择。前现代化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特征是,人们受天生的、不由自己选择的东西束缚。比如你是农民,就天生比城里人矮一截。你没有户口,不能享受劳动保护和医疗卫生福利。现在的情况好多了,在我年轻的时候,城市生活必需的粮食、副食品、布料等等,都是凭票供应,根本没有农民的份。农民想进城,没有生产队开证明就寸步难行:旅馆不让住,即使你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,一查户口就说你非法,马上滚蛋。在这个方面,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就可以像一个小皇帝,控制了你的行动自由。在那个时代,人们还根据家庭出身分为三、六、九等,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入团、入党、就业、参军、升学各个方面受到歧视,自己的努力不算数,也就是说,你学习再好,工作表现再好,也没有什么用处。如果你的班主任或上司有人情味、通情达理,你还有一点希望,如果你碰到“坚持原则”的人,那么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。所以说,你的前途是由你的身份决定的,而不是由你的才能和努力决定的。在那样的岁月,我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:“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爸爸?”现在,身份对人的束缚正在开始解脱,你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吃饭,只要钱,不要粮票。如果你得罪了上级,你可以调离或跳槽,就像古人说的:“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。”不至于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挨整、受气。
当然,我们不得不承认,在身份制时代,可以产生灿烂的文化。比如古希腊是奴隶制,但有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人。在中国的清代,产生了《红楼梦》这样的不朽著作。在身份制之下,以千百万人的不幸,供养了少数养尊处优的人,其中极少数有教养、有天分的人创造出一些传世之作。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承认,以契约制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取代前现代的身份制社会,是不可抗拒的、巨大的历史进步。现在在中国,有数千万的农民利用尚不充分的自由流动机会,到城市打工谋生。也许,有人会说,目前城市里的农民工阅读的刊物比较低俗,没有美学价值,他们为大众文化、消费文化的潮流痛心疾首。但是,我认为最根本的标准是自由,农民自由流动机会的增加,是每个关心人民群众的人——尤其是作家——应该欢欣鼓舞的事,我们不能强迫农民束缚于土地,同样,他们爱看什么小说,也是他们的自由。真正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繁荣,是在所有的人获得自由选择权,获得基本的温饱之后。等级制、身份制之下的精神文化活动,是不健全,不合理的。
这里,我们碰到了一个历史的难题;审美情趣的失落和广大人民群众自由选择机会的增加,何者更为重要?历史让人为难之处就在于:它不是使各种价值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。历史在进程中让人得到久已期盼的东西,同时又让人失去难以割舍的东西。从文学家的角度看,审美情趣的失落意味着人性中某些根本的、宝贵的东西失去了,所以王安忆才说:“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怜……他们缺少根子上的东西。”而从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,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提高,物质福利的增加,选择机会的增加,是更重要的判别标准。在我看来,如果两种价值确实不可兼得,那么应该采纳第二种标准。其理由是,后一种标准和更根本的价值标准一致,这就是:社会公正,人人生而平等,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选择和发展机会。而且,普遍福利的增长可以为审美情趣的增生创造条件,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。而少数人的精神价值是可以与等级制、奴隶制相容的。我们可以用文学语言说,产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时代是黄金时代,但很少有人愿意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,因为那时的自由人只占很小的比例。谁也没有理由和把握说,他在那样的社会里一定是贵族或精英。据说英国人曾经说过:“我们宁愿只有一个莎士比亚,也不在乎是否拥有印度。”我觉得这话很虚伪,如果是真话,也是文人说的。艺术家首先必须是公民,然后才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家,而对于公民来说,平等的机会和自由的发展是基本价值。
我的主张可能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:如果大多数人的经济、物质利益与少数人的精神利益矛盾,我认为价值的取舍应该在多数一边。这么理解不准确,多数和少数值得考虑,但质量和数量孰轻孰重,是需要认真掂量的。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。
谈到自由,我们会面对十分复杂、深刻的问题。比如有一种哲学自由观,黑格尔把它表达为:“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。”由此可以派生出一种美学上的自由观:人的本质是自由,人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和实现自己的本质就是获得了自由,这就要求人要成为真正的人,即人性完美的人,而人性的最高境界是审美情趣。当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,比如阿多尔诺(T.W.Adorno)、马尔库塞(H.Marcuse),都把审美视为人性的最高境界和自由的最终标准。按他们这种标准,一个人就算衣食无忧,如果他的趣味比较低级,被流行的、时髦的东西左右,比如他不会听古典音乐、看不懂高雅的绘画,只对肥皂剧和广告感兴趣,那么这个人是不自由的,因为他的本质——即审美能力——在商业社会中被遮蔽了,或者说丧失了,他自以为他的爱好是出于他自己,但实际上是被商业和利润法则支配,被广告设计人员牵着鼻子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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