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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2章 朝鲜战场上的中美情报战（第1页）

1953年7月27日，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字生效，经过两年零9个月的浴血奋战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。动而胜人，先知也。胜利离不开知己知彼的情报工作，当时成立仅仅一年的新中国，与世界头号强国在战略、战役、战术各层面展开激烈的情报较量，在关乎战争走向的重要节点上做到了料敌在先、高敌一筹，为准备战争、把握战局、捕捉战机、驾驭谈判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保障。

早在195o年1o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前，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就已打响。中方在战略研判上与敌隔空博弈，在战役准备上与敌侦防较量，在战术行动上渗透与反渗透，以准确高效的侦察情报工作，牢牢按住了战争的脉搏。

最早跨过鸭绿江的，并不是“雄赳赳、气昂昂”的野战大军，而是一支由7人组成的情报外交队伍。率领这支队伍入朝的，是中国驻朝鲜任政务参赞、临时代办柴成文。

195o年6月，时任西南军区情报处处长柴成文奉命出使东德。从重庆前往北京报到途经郑州时，通过号外得知朝鲜半岛爆了战争，但当时他完全没有将这场战争与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。抵京后周恩来亲自找柴成文谈话，决定派他以我驻朝鲜使馆政务参赞的名义带队前往平壤。当时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，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，一时去不了，临时改由柴成文带几个军事干部先去。军委情报部从武官班里挑选了5名既有作战经验，又有情报分析能力的军事干部，还让当时东北驻平壤商务代表处留下一位同志倪蔚庭。最终确定7位同志批入朝，他们是政务参赞、临时代办柴成文，参赞倪蔚庭（已在平壤），参赞薛宗华，一等秘书张恒业，武官朱光，副武官王大纲、刘向文。

临行前的7月8日上午，周恩来专门接见了在国内的6位同志，明确指示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，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。周恩来的话，实际上明确了情报、外交两大任务。

7月8日晚，柴成文一行乘火车从北京启程，9日晚跨过鸭绿江，1o日晨抵达平壤。这支仅有7人的队伍，肩负着55亿人民的期望，最早踏上了朝鲜战场，比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早了近3个月。

出兵朝鲜早就在毛泽东的战略考虑之中，而东北军区也早就向中央呈送过报告，建议出兵之前先派一个先遣组入朝，熟悉情况，勘察地形，作战场准备。

美军在仁川登6后，这一问题被迅提上日程。经金日成同意，军委决定再派出5位军事干部，以武官名义赴朝鲜考察战场情况。9月19日，第十三兵团侦察科科长崔醒农、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景仲、第三十九军参谋处处长何凌登、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、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奔赴朝鲜，在朝鲜紧张工作了近一个月，收集美军情况，研究美军装备和作战特点、熟悉朝鲜地形情况。

这次战地侦察积累了翔实的战场情报，为志愿军随后出兵作了重要敌情准备。

出其不意，美军实施仁川登6。麦克阿瑟曾在太平洋战场指挥美军多次对日军后方实施登6作战，他明的“蛙跳”战术大获成功，一时间光环照身。

朝鲜战争爆的第五天，即195o年6月29日，麦克阿瑟视察朝鲜战场时，就产生了从人民军后方实施登6的想法。返回东京后，即令参谋人员拟定了代号为“蓝心行动”的登6计划，定于7月22日实施。后因登6装备配备不及，仁川港海潮落差太大，海军6战旅和骑兵师指挥层一致反对，而暂时搁置，但麦克阿瑟实施仁川登6的决心始终未变。

7月23日，麦克阿瑟次向参联会呈报了反攻设想，说明了登6作战的基本设想，但没有说明登6地点。8月12日，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部拟定出登6作战计划，确定登6地点为仁川，行动时间为9月15日。参联会对此持有保留，要求麦克阿瑟重新考虑仁川登6的可行性。麦克阿瑟根本不为所动，称他对仁川登6的可行性深信不疑。

美6军参谋长柯林斯和海军作战部部长谢尔曼支持登6作战，但坚决反对把登6地点选在仁川。理由是：仁川港的潮汐落差达3o多英尺，落潮后，海面至港口会出现宽24公里、长32公里的巨大泥滩，车辆、人员根本无法通行。出入港湾的唯一通道飞鱼海峡已被人民军敷设水雷封锁，而部署在月尾岛上的人民军岸防部队只要击沉美军一艘舰船，就足以封闭整个航道。仁川港每月只有3天的满潮日可以登6，每次满潮时间只有3个小时，而美军难以在3小时内完成登6。但麦克阿瑟认为，所有关于仁川不适合登6的论据，恰恰容易迷惑对手，恰恰有助于保证出奇制胜的效果。他直言，要把仁川登6当作一场赌博，宣称要用5美元的赌注，赢回5万美元。他力排众议，终获杜鲁门总统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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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13日，美军开始在仁川实施火力准备，压制住人民军要塞月尾岛的火力，扫清了飞鱼海峡的鱼雷，打通了航道。15日下午5时，仁川港满潮，美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突击上岸，并于次日凌晨攻陷仁川市。由此，美韩军队转入全面反攻，朝鲜人民军开始战略退却。麦克阿瑟依靠出其不意，赢得了这场豪赌。

料敌在先，中方准确预判仁川登6。中方准确预判到了仁川登6，毫无争议。可到底是谁最先把准了战争脉搏，这一点却说法各异。综合《抗美援朝战争史》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、传记来看，从领袖到参谋人员，从一线使馆到边防待命部队指挥员，都预见到了这种可能。

早在195o年7月初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挺进之时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就判断美军将来反攻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在釜山、木浦、马山等港口登6。另一种可能是在仁川登6，建议人民军在仁川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守阵地。8月、9月，毛泽东、周恩来两次会见朝鲜代表，提醒朝方特别应注意加强仁川—汉城地区和镇南浦—平壤地区的守备。

这期间，东北军区、十三兵团、驻朝使馆、总参作战部门，也相继作出了美军可能从人民军后方仁川和其他地区实施登6作战的预判。中方准确预判仁川登6，并不是哪个部门或个人的独家远见，而是从上到下、从外到内的共见。

然而人民军高层对战局有不同看法，他们认为，美军反攻将主要从洛东江起，故仍将主力置于洛东江一线。仁川一带虽作了部署，但多为新组建部队，战斗力较弱，最终未能挡住美军的登6突击，整个战局由此急转直下。

麦克阿瑟事后一定暗自庆幸，他实施仁川登6时的作战对手不是中国。

战略预判一见高低

1o月14日，被称之为“中国通”的、“联合国军”情报处处长查尔斯·威洛比少将上报的研判结论是：最近中共领袖声称，如果“联合国军”越过三八线，他们将进入北朝鲜，这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。他没料到5天后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。

1o月15日，麦克阿瑟带着威洛比少将的“敌情判断”飞往威克岛，与杜鲁门面谈朝鲜战争“最后阶段”及“战后重建”问题。杜鲁门请他先讲讲中国，是否会有较大规模的兵力调动。麦克阿瑟报告说：中国在满洲的部队有3o万，其中部署在鸭绿江的大概不过1o万到125万。他们只能把五六万人送过鸭绿江。而7o年后的我们知道，1953年停战实现时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部队共约12o万人，而在这场战争中受到锻炼的部队先后共有29o万人。

美军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问：第二年1月能否将美第二师或第三师调往欧洲。麦克阿瑟当时无比骄傲地回答道：战争到感恩节就可以结束。事实是，感恩节在麦克阿瑟这番高论后一个月就到了，他本人却在6个月后被解除了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，而战争直到两年零9个月后才结束。

初战告捷歼敌15万余人后，志愿军便“销声匿迹”了。“中国通”威洛比少将立即权威布：他们已离开朝鲜，我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手法，我预料到他们会这样做的。我早就说了，北京无非是虚张声势。中央情报局判断：中国有可能“最低限度地”出兵朝鲜。参联会研判，中国介入的战略意图有三：一是控制边境缓冲地带；二是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；三是将“联合国军”彻底驱出朝鲜半岛。不过，中国还没有力量敢于同美军抗衡，所以，第一种可能性最大。

再来看中方对形势的研判。中共中央对出兵朝鲜的结局作了三种估计：一是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侵略军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；二是在朝鲜打成僵局，甚至被迫撤回，美国公开对中国宣战，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恢复和建设计划；三是志愿军灵活指挥，充分挥战术特长，能够攻打除大、中城市以外的地区，则可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，但条件是美军必须先撤至三八线以南。中共中央认为，第一种可能性很小，第二种情况虽然也有可能，但美国也不敢轻易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。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三种情况，并且相信有力量实现这种情况。

后来的战局展表明，中共中央的预判惊人的准确，对把握战争、驾驭谈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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